马德里的爆炸声:保险业如何应对恐怖主义风险
随着时间流逝,全球对恐怖主义的担心逐渐减弱,但今年 3月马德里的爆炸声又使保险行业受到震惊
保险业如何应对恐怖主义风险
国际金融报记者纪乐航
反恐行动的级别是与恐怖袭击的程度相称的,只有当袭击的程度相当严重,才能实行相应的严厉措施
控制风险核心的做法是对导致损失的因素进行识别、分析和控制。选择并实施适当的风险控制措施后,损失的频率和程度都将降低
马德里的爆炸声令全世界震惊。保险业的人士说,恐怖主义的威胁又一次浮现,刚刚平稳下来的保险市场又受到了扰动。保险公司怎样才能控制这种风险呢?
今年 3月11日,在西班牙马德里清晨的上班高峰时间里,几枚炸弹在火车车厢里爆炸。当再保险公司的职员赶到时,死亡人数已达到202人,另有1400人不同程度受伤,很多人伤势严重。据称这起事件与基地组织有关系。
由于被炸的火车是国有财产,西班牙政府将承担大部分损失。另外,西班牙还有专门的恐怖主义保险金库,在该国境内从事经营的财产和意外险公司都必须捐助资金,这对解决恐怖袭击带来的损失有一定作用。
评估机构 A.M.Best认为,全球对恐怖主义的担心本来已在减弱,马德里的爆炸声又使保险行业如临大敌。类似的恐怖事件如果在其他地方再次发生,并造成如此大的伤亡,对保险公司的损失不言而喻。很多大型的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又要重新审视一下它们的风险评估结构了。
袭击频发?
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研究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的教授麦格纳斯 ·兰斯托普认为,基地组织的活动是全球化带来的寄生物。同所有掠夺和被掠夺的情形一样,恐怖主义和反恐行动可以用控制论的原理来阐述。
按照兰斯托普的理论,在任何时候,掠夺者(比如基地组织)处于有准备攻击的特定状态,而被掠夺者(比如美国)是处于防卫状态的。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法律执行和安全服务方面都有严格的控制和平衡措施。因此,反恐行动的级别是与恐怖袭击的程度相称的,只有当袭击的程度相当严重,才能实行相应的严厉措施。
相对较小的恐怖活动,如自杀性爆炸、绑架和枪击等,可能时不时在以色列和哥伦比亚等地发生。但是大规模的袭击事件却并不会按照随机原则出现的,因为在恐怖主义活动发生的地方,政府也会采取反恐的控制行动,这样,当地的政治环境也因此改变了。一年里说不定可能有三四次大的飓风横行,但是基地组织在一年里要袭击美国三四次的可能性却是非常小的。如果真的发生了一次大规模袭击事件,那么当地的保安和边境防范措施一定会立刻加强,政府也会进行紧急拨款提高公共保卫程度。
风险可控?
行为分析学家认为,如果风险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就让人较能容忍。比如说,虽然路面交通事故率也很高,但驾车仍显得比坐飞机安全,因为你可以自己驾驶车子,但要去操纵一架波音 747,你会吗?同样道理,如果对基地组织可以掌控,那么保险业对恐怖主义风险的观念也会改变了。保险公司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才能控制潜在的损失呢?
保险公司在经营恐怖主义险时,通常态度各不一样,有的犹豫迟疑,有的理解并有信心。无论它们是采用哪一种态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想努力有效地控制恐怖主义风险的爆发。控制风险核心的做法是对导致损失的因素进行识别、分析和控制。选择并实施适当的风险控制措施后,损失的频率和程度都将降低。
地震学家再高明,也无法阻止大地震的发生。地震工程师也许能帮助减少以后建筑方面的损害。全球变暖、暴风雨的灾难也是如此,人类无法阻挡天灾的发生。那么恐怖主义的威胁呢?人们可以采取措施阻止恐怖主义袭击的发生,还可以减轻袭击发生后的损害。但是同所有犯罪形式一样,罪犯总能找到打击犯罪行动的弱点。但既然是人为的风险,本质上仍有防范的潜力。有没有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对保险公司应对这些风险来说至关重要。
对恐怖主义组织也应区别对待。像爱尔兰共和军这样的组织,通过政治谈判,最终能够控制暴力活动,从而减少恐怖主义保险的损失。但是对基地组织,这样做显然是行不通的。英国反恐主任戴维 ·凡奈斯曾说过,基地组织会一脚将谈判桌踢翻。和平政治谈判不适用于这些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难以制服他们。游戏规则证明了,如果对手以死相拼,那么与之对抗就不是一个成功的策略。
在美国的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后,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主要方法是动用军事力量清除基地组织在全世界各地的据点。这种根除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基地组织以前在阿富汗有一个训练营,吸引了无数来自伊斯兰世界容易冲动的年轻人。随着这些据点被拔除和组织的一些领导人被捉,基地组织渐渐转入更为分散的活动。
除了军事行动,与之补充的还有秘密收集情报,以阻断计划中的恐怖主义活动。情报工作在控制恐怖主义威胁中是非常有效的办法,全世界大约 80%—90%的恐怖活动计划被截获情报,从而制止了一场又一场灾难。但是各国在情报工作方面还有可以改进的余地。
西方国家试图控制恐怖主义威胁的做法在阿拉伯国家的人民看来是针对他们的宗教的,因此会引发更强烈的不满,产生更多的极端行动。国际金融家乔治 ·索罗斯就分析过这种反馈现象,他用金融市场中的泡沫来作比喻。为了纠正强硬的军事行动带来的负作用,美国国务院正采用一些民事方面的缓和措施,比如鼓励全球的阿拉伯教授一起合作,改善阿拉伯国家的教育、医疗、妇女地位以及政府管理等。
减少损失
美国政府在控制基地组织方面承担着主要责任。在 “9·11”袭击事件以后,政府渐渐减少了这种职责。而更多的风险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商界,政府也对这种风险的转移作了警告。因此,要靠政府来完全承担责任是不太可能的了,保险商必须通过自己最终来控制恐怖主义保险的损失。
减少保险损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避免恐怖主义风险的累积。评级机构 A.M.Best就很强调这一点,它设计了一份补充评价问卷,要求保险公司说明是否使用了特定的模式来量化恐怖主义风险。保险公司必须对主要目标地点、单个建筑的累积风险进行报告,并预先对各种可能的恐怖袭击情节的损失设定模式。这种方法能控制额外的保险损失,使保险公司集中注意力运用量化手段和模式工具控制风险。
除了累积风险的管理,保险损失的控制还有更多的方面。同自然灾害一样,是否具有易受攻击的特性也是必须要认真研究的。如果一座城市里有几家五星级的大酒店,而其中的一家最容易遭受炸弹袭击,那么它更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目标。
减少单个建筑风险最节省成本的方法,就是阻止自杀性爆炸的发生。自杀性爆炸是基地组织最喜欢采用的袭击方式,但也是可以控制的,比如防止一辆身份不明的车辆靠近等。建筑物本身也应该有多层次的防卫措施,可视保安系统、摄像和电子设备等多种方法都可以用来阻止恐怖分子的进入。
即使是本 · 拉登本人也非常强调对基地组织活动认真监控的重要性。保险公司更应当对所参保的建筑物的安全性进行仔细考量。但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只能是局部的,你看一下在马德里火车上的爆炸就知道了。不过保险公司向来有重视安全的好传统,在世界贸易中心遭袭之前,保险公司就已委托军事人员实行安全检查,以避免恐怖主义风险。通过这些反恐措施以及风险防范模式的运用,保险公司在控制基地组织带来的损失方面就能得心应手了。